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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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从古代到现代，人的社会性发生了三种形式的变迁。传统社会地理流动相对较低，个体彼此具身共在性较为持久，属于社区社会性。现代社会地理流动增强，个体彼此具身共在性时间较短，属于流动社会性。而当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相结合，地理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同时个体拥有虚拟的具身共在性，属于数字社会性。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渗入各个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或智能机器人（以下统称“智能技术”）对人的生存状态正在产生深刻影响。物理具身共在性的缺失，将是未来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围绕人—智（即“智能技术”）关系，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功能关系和互动关系视角加以分析。从前者看，学者们既研究了智能技术何以能够赋能人的认知活动，又讨论了智能技术给白领职业群体带来的潜在风险。从后者看，学者们探讨了人如何与智能技术进行互动，并分别提出拟人化视角、依恋视角和虚构主义视角来分析。但是，不论是人—智之间的功能关系研究，还是人—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人关系”（即社会关系）与“人—智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人—人关系的变化影响了人—智关系的特定形式；另一方面，人—智关系的形成又影响或重构了人—人关系。显然，对人—智关系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人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把人—智关系与人—人关系结合起来。人—智关系是亲密关系的补位，是社交关系的调节，也将促成职场关系的疏化。

人—智关系与亲密关系的补位

在日常生活中，亲密关系是人类专属领域，即只有人与人之间具有亲密关系。虽然在宽泛的意义上，人与宠物也具有某种形式的情感亲近性，但在总体上，人与物之间并不具有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关系。智能技术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个预设。经验研究证明，人与智能体或情感陪伴型机器人（或社交机器人）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亲密关系。与人进行亲密的情感互动，不再局限于人类之间，人工智能或机器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人参与到与人的亲密的情感互动过程中。这意味着，亲密关系从人类专属领域演变成人—智合作领域。

电影《天赐灵机》

人—智互动何以替代人—人互动呢？这是因为智能机器人或智能体具有与人进行互动的能力，即人—智（AI）之间具有互动性。依据司马茨的界定，所谓互动性具有四个特征：（1）具有响应性；（2）不完全控制；（3）不完全被控制；（4）响应方式不完全随机。机器人或智能体与人的相处需要满足这四个条件。因此，机器人或智能体具有与人进行互动的能力，即具有互动性。这种互动不只是形态上的互动，而且是语言的互动。而语言具有表达意义、包括情感意义的功能。正是由于机器人或智能体具有互动性，包括对话互动性，它满足了与人形成亲密关系所需要的前提条件：用语言表达情感。当然，机器人或智能体未必意识到它在与人进行亲密关系的互动，但人在与它的互动过程中可能形成对机器人或智能体的亲密情感。

为什么一些人不愿去与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是跟机器人或智能体建立亲密关系？从表面看，这似乎源于现实人际互动中的挫折、孤独感或对理想化关系的渴望。智能体或机器人能够提供稳定、无评判的回应，规避了真实关系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互动虽缺乏意识基础，却通过拟人化设计与情感反馈机制，满足用户对理解、接纳与陪伴的心理需求。但这种解释只停留在一般的心理学层面，并未深入到社会结构层面。

因此，要分析人与智能体或机器人的亲密关系，不但要分析人如何与 AI 互动，而且要分析“谁”更多地需要通过与机器人或智能体互动来满足亲密情感需求，或者“谁”更缺乏亲密情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则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展开。从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看，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情感问题，即陷入社会孤立和孤独状态（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

第一个趋势是人口的地理流动的趋势。人口流动体现为人们通过空间移动而到具有更好的生活机遇（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享乐资源等）的地方去居住的趋势。自19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人口流动始终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伴随着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从经济落后区域流向经济发达区域。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约束，人口流动常常采取了劳动力流动、非劳动力的家庭成员留守家乡的形式，这种流动形式客观上造成亲情的空间分隔。比如，就留守家乡的家庭成员（年老的父母或年幼的子女）来说，他们就处于亲人不在场、亲密关系出现某种缺失的状态。

第二个趋势是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口出生率下降，出现老龄化趋势。发达国家先出现这种趋势，其他一些国家也步其后尘。由于人口流动所导致的空巢老人的增多，他们也陷入亲情空巢——子女不在身边。同时，由于男女寿命不同，老龄化还导致鳏寡孤独人口的增加。当他们迈入高龄，需要子女照料，子女不在身边就构成一种问题。

第三个趋势是人口单身化趋势。单身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人们都不结婚（结婚人口依然占大头），而是说未进入、不愿进入或退出婚姻的成年人占人口的比例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发源于发达国家，然后向其他国家蔓延。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个体化以及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口处于单身状态，意味着亲密关系的某种缺失。

上述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面临亲密关系的某种缺失，从而陷入社会孤立和孤独状态。由于这种亲密关系的缺失是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结果，短期内很难逆转，这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棘手。在这种背景下，智能技术就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借助机器人或智能体来解决亲密关系缺失者的情感匮乏问题。日本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日本已出现多款陪伴型机器人，如 PARO治疗海豹和Gatebox全息恋人，它们通过模拟情感反馈缓解孤独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逐渐被人与 AI 甚至是实体机器人的情感互动替代。智能技术承担了人际情感连接中的互动对象的角色，构成现实世界中人的亲密关系缺失的补位。可见，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亲密关系领域逐渐不再被看作“人类专属领域”，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人—智合作领域。机器人或智能体进入亲密关系领域，意味着技术突破了人类专属领域的厚重城墙。不过，智能技术也可能加剧现实关系疏离。当算法预设亲密脚本，人便悄然让渡了理解差异、承受冲突、共同成长的能力。

PARO治疗海豹

人—智关系与社交关系的调节

人—智之间结成某种特定的关系，不但受到人—人关系（社交关系）状况的影响，人—智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或重构社交关系。后者体现为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反身性社会关系的兴起。在智能技术出现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反身性社会关系。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社交关系包括制度化和自然化两类。例如，组织就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即组织是设计出来的社会关系。而社交关系的设计就是建立在反身意识基础上的。与之不同，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则是一种自然化的关系，虽然它也可能包括理性计算的因素，但更多属于自然而然的关系，即基于舒兹所说的“自然态度”的社会关系。与建立在自然态度基础上或自然化的社交关系不同，反身性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反身意识基础上的，它展现人们在社交关系建立或维持中的积极能动性。

概括地说，社交关系的建立、处理和维护的动力有两种类型：自发性动力和调适性动力。所谓自发性动力指的是，人们是依据自己的自发感受、情感和偏好（即“自然态度”），来建立、处理与维护与他人的关系。如果合得来，就让关系延续，如果合不来，就让关系中止。日常用语中的“缘分”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所谓“有缘”，既指相遇的机遇，也指两人的自发情感的一致性和合拍性。久而久之，人们就与特定的人建立了亲近的社会关系，而与其他人形成疏远的关系。在这里，关系的建立、处理和维护主要是基于“自然态度”或自发的情感，其中虽然也有理性反身意识的因素，但反身意识的介入相对较少和较浅。

与自发性动力不同，调适性动力涉及反身意识。它指的是基于利益或理性的考量对自己的自发性关系行动作出调试，从而更好地建立、处理和维护社会关系。在这里，交往方往往是对自己有着重大利益关系或是自己非常在意的人。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自发性的关系行动作出调试，就是希望与交往方建立或维护某种特定的关系。为此，人们就要基于反身意识来从事社会关系的建立、处理和维护。在智能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反身意识主要体现为自己对关系的自觉和反省，但这种自觉和反省受到自己的关系处理能力的约束。智能技术的出现，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处理和维护提供了更为全面、具体和细致的反身意识和行动建议。

在社会关系的调适上，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一是咨询 AI。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接受过预训练的，而用来训练 AI 的语料是人类全部文本知识，包括社会关系实践的知识。因此，通过咨询 AI，人们可以形成更明确的反身意识来建立、处理和维护社交关系。二是对 AI 进行个性化训练。人们可以把要与之建立关系的人的偏好、习惯和特征等信息“喂”给 AI，让 AI 按特定的节奏来提醒自己作出有利于关系建立和维护的行动，从而调节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显然，在反身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处理和维护上，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这里，原本是人类专属领域的社会关系实践，演变成人—智合作领域的实践。而合作的方式之一，就是人把智能技术当作关系处理上的认知辅助工具来加以利用。

人—智关系与职场关系的疏化

人—智关系影响人—人关系，还体现在它造成职场关系的疏化。在这里， “疏”是相对于“密”来说的。从表层意义来说，职场关系的疏化，指的是职场关系从原本密集的从业者之间的关系转向了受雇人数不断减少下的从业者之间的职场关系。之所以发生职场受雇人数规模的缩小，源于智能技术越来越被应用于公司组织或工作岗位，使得个体的职业活动效率极大提高，从而减少了公司对职员数量的需求，因为大量的工作任务可以交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完成。

人形机器人在流水线上进行快递分拣

从技术替代人力的角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作为一种颠覆性革命区别于以往的技术革命的地方在于，以往的技术革命只是导致体力物替，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智力物替。体力物替指的是在特定任务的完成上技术替代人的体力。例如，自动化制造技术就替代了人的手工操作，从而导致“机器换人”现象。智力物替指的是在特定任务的完成上智能技术替代人的智力。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人从事文献综述、财务报表生成、求职简历筛选、旅行行程安排、专业咨询服务等认知活动。在这里，至少在某些认知任务的完成上，“人类专属领域”变成智能技术可取代的领域。

当然，智力物体并不是说技术替代了所有人，而只是指在某些特定任务的完成上替代了部分人。就这一部分人来说，技术导致特定领域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的贬值。如果说，技术革命导致的体力物替影响部分蓝领阶层的生活机遇，那么，智能技术革命促成的智力物替，同样导致部分白领阶层的生活机遇面临严重的挑战。他们原有的技能遭遇贬值甚至清零，因此，必须学习和掌握新的、难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或许将被时代所淘汰。这是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些认知任务的完成上，做得比人更快、更好（如数据分析、模型建构）。这意味着，从公司的角度看，原本需要N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可以削减至少于N的数量。正因为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引进和应用到工作岗位后，将导致原来的白领人力资源总量过剩，企业压缩人力资源总规模，进行裁员或减少招聘岗位数。

这一趋势将导致公司场域内的职场关系的“疏化”。这种关系疏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随着公司雇员人数的减少，职场关系从“密集”的人员关系转向“疏松”的人员关系。另一方面，公司内部的职场关系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人”关系变成了“人—智关系”。人—人关系充满了“密集”的主观意义（即人与人之间可在主观上相互理解的、“高语境”化和个性化意义）的社会关系。但人—智关系则是一种客观意义（即基于算法逻辑的模式化意义）取代主观意义的关系。换言之，在人—智关系中，原有的密集的主观意义消失了。人—智互动的效果是否“理想”，越来越取决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的“提示词”是否恰当，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只能按照工程师的预训练或编程而对各种“提示词”作出模式化反应。

简言之，人—智关系体现为客观意义“密集”、但主观意义“稀疏”的关系。在人—智关系中，原有的人—人关系中充满“密集”的主观意义的职场小圈子文化或群体亚文化消失了，代之而起是一种充满客观化、标准化和流程化意义的人—智关系。在职场领域，作为员工的合作伙伴的人工智能也许不会妒忌、不会“八卦”、不搞权谋、也不勾心斗角，而是尽心尽力按照人的“提示词”或指示作出自己的客观回应和配合。这种人—智关系或许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净化”或“进步”，但也让关系走向主观意义的寡淡状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智力物替可能让部分脑力劳动者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风险。由于部分脑力劳动者的技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而变成了公司裁员的“牺牲品”。如果他们凭借原有的技能难以再就业，或者在被裁员后不能掌握新的、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技能，他们原有的人力资本便可能失去市场价值，因而只能依赖社会保障体系生存，进而可能沦为领取救济金或获取其他资助的永久失业之人。

当然，人工智能并不会替代所有的脑力劳动者。但这些“幸存者”与被智能技术淘汰的“牺牲品”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将不断拉大。换言之，那些没有被人工智能替代、因而进入“人—智”合作领域的员工，与那些被裁员、且难以再就业的失业人员之间，产生了急剧的社会地位分化。其社会后果是，白领群体内部围绕这些人—智合作型岗位的获取或保留的竞争将空前激烈。这种竞争也将削弱这些求职者（或雇员）与雇主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筹码。雇员与雇主之间的阶层权力对比天平也将向雇主倾斜。在这种博弈格局中，筹码缺失的白领雇员为了自保，在职场关系中将更趋向于采取个体化策略。这意味着，白领雇员群体内部的共享的主观意义（如团结意识）也将变得稀疏，未来职场关系将进一步走向疏化。